在北魏太平真君年间，太武帝拓跋焘对国内的佛教给予了一次致命的
打击，坑杀沙门，焚烧经卷，毁灭佛像，拆毁伽蓝，一时间，僧人或死于非命，或逃逸四散，至于土木宫塔，则亦莫不毕毁。这一空前的
历史事件，佛教徒称为“法难”，史学家称作“灭佛”、“废佛”或“毁佛”，不一而足。这次毁灭性的取缔，不但对佛教是一种重创，而且对北魏王朝也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因而，对这一事件的研究，无论是对于佛教史还是对于北魏史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正因如此，历代史学家探讨和研究这一问题的
文章也不在少数。但由于研究者所处的
时代的局限，以至其
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有的还有很大的分歧。另外，由于文献的不足，以及现有史料的不够，研究结果在今天看来不能说是尽如人意。笔者的研究是建立在前人的成果之上而观点又有别于前贤的，故而于题目中特标一“新”字，以示不同。文中凡与前辈学人观点不同的，自以为一得之见，均不敢藏拙，皆一一说明；同时，凡采用前人的观点、引用前人的文字之处，亦不敢掠美，均一一标出。
前贤和同人们关于太武灭佛的原因有：宗教说，如侯外庐等人认为“发动太武毁佛则是土著宗教对于外来宗教的联合进攻”，王仲荦先生也认为灭佛是由于“搀入了佛道之争的因素”才发生的；经济说，如金家瑞先生在《北朝的寺院地主》中认为：太武灭佛的原因，是代表封建农奴生产方式的寺院经济，与北魏初期占统治地位的奴隶生产方式的游牧经济争夺劳动人口的斗争；民族说，如汤用彤先生说：“毁谤胡神具有张中华王道正统之义，其事又非一简单之佛道斗争也。”；军事说，如向燕南先生谓“第二次灭佛的原因应是盖吴等各族人民的反魏起义”，“灭佛实质是镇压民族起义的副产品”。此外，还有文化说、阶级说等等观点。笔者认为，太武灭佛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上述诸端，而是主要出于政治的原因。
一、太武帝对待佛教态度
太武帝对待佛教态度之转变及“灭佛”之过程与灭佛事件有关的人物主要有三位：太武帝、崔浩、寇谦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决策者、主持者是北魏的皇帝太武帝拓跋焘。说到太武帝，只要对他的生平略作研究便不难看出，他对佛教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起初他也是崇信佛法，礼敬沙门的，据《魏书·释老志》记载：“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而且还大力支持，积极参与佛事活动，“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太武帝崇信佛教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礼敬三宝之一的僧人，史书记载，早年太武帝对高僧、名僧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比如，对凉州高僧昙无谶就是这样。还早在沮渠蒙逊统治着凉州的时候，当时有一位来自宾的沙门昙无谶，通习各种佛教经论；又在姑臧，与沙门智嵩等人共同翻译了《涅?经》等十余部佛经。另外，据说此人还通晓术数、禁咒，曾经多次预言周围其他国家的安危，而且大多数的时候都
预测得十分灵验，可见是有先见之明的。沮渠蒙逊自然奉若神明，尊之为圣人，常常向他咨询国家大事。后来这消息传到了京都平城，太武帝听说后，也饶有兴趣。”神中，帝命蒙逊送谶诣京师”，但是沮渠蒙逊却是“惜而不遣。既而，惧魏威责，遂使人杀谶。”为此，太武帝还大为恼火，对凉州怀恨在心，用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话说就是，“魏主由是怒凉。”还有，太武帝在平定赫连昌时，也得到一位高僧——沙门惠始，并把他带回京城。据记载，当时的情形是“世祖甚重之，每加礼敬。”这位惠始法师于太延中圆寂。史书称当时这位高僧出殡时，送葬者竟多达六千余人。其场面之宏大，仪式之隆重，不难推知。而且，“中书监高允为其传，颂其德迹”。这些可说是太武帝崇信佛法的事迹，这一阶段也可称为太武帝对佛教崇信和礼敬时期。
虽然如此，太武帝拓跋焘并不能说是一位合格的虔诚佛教徒，用史学家魏收的话说，“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就是说，太武帝的信主要是受家庭的感染和外界的影响，有时甚至仅是一时的好奇，而不是对佛教的学说真正了解，对佛教的
经典似乎也没有研读的兴趣。因此，这种“信仰”的牢固程度可想而知了。魏收把原因归结为“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就是说他年轻气盛，而又醉心于帝业和武功。原因之二是“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太延六年(440)，太武帝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之后，紧接着到了太平真君三年，又亲临道坛，领受法。此时，太武帝既是北魏国君，又是太平真君。他与道教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有了寇谦之的新天师道，自然太武帝对佛教不再像先前那样热衷了。这时的情形，正象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与南朝始终信佛不同，北朝在佛道儒三者之间，曾经有过一个犹豫选择的时期。”反过来看，这也一定是佛道争宠——争取地位的时期，只是由于史料的缺乏，目前还不太清楚具体的情况。这可以说是太武帝对佛教疏远和冷淡的时期。
再以后，太武帝对佛教的态度日益严厉冷酷起来，直到最终实施灭佛的政策，这便是打击和取缔佛教时期。其实，再进一步来看，太武帝对佛教的反感并付诸实践可追溯到太延年间，可称由来已久。
太延年间与佛教有关的一件大事是“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者”，就是勒令青壮年沙门还俗。关于这一事件，史书的记载似疑点甚多，值得于此略作讨论。首先是颁布这一诏令的时间，《魏书·世祖纪》和《资治通鉴》都说是在太延四年，征讨北凉之前。以《魏书》的记载为例：太延四年(438)春三月“癸末，罢沙门年五十已下。”《魏书·释老志》的记载却是在平凉州之后，那应当是太延五年的事情，“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寻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已下者。”其次，关于“罢沙门五十以下者”的原因和动机的说法也不同。《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说，“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充军役。”而《释老志》则说是为因徙凉州国人入京城而沙门众多。所以出现这种差异，不外两种解释：其一是两处记载，有一处有误；其二是，两处记载均不误，因为也许本为互不关碍的两件事。也就是说，责令五十岁以下沙门还俗的决定共有两次。总之，太武帝曾下诏令五十岁以下僧人还俗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具体情况，有待于做进一步考证。不过，似乎是两次的可能性较大。如果确系两次罢沙门还俗的话，那么，必须看到，后一次的动机、目的与前一次显然大不相同，如果说前一次只是出于军事的目的，为了扩充兵源而制定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则后一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具有明确政治、经济意图在内的政策性决策，因为这一方面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节省开支、增强国家实力。——按当时国家规定，沙门可享受免役免租等特权。
此外，诸史籍关于太延五年从凉州移民入京人数的记载和动机的解释也存在着差异。《魏书》之《世祖纪》中说是“三万户”，“冬十月辛酉，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而《释老志》则称，“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资治通鉴》又说：“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万户于平城。”而来自《十六国春秋钞》的另外的说法是“十万户”，见《通鉴考异》。《续高僧传·僧朗传》也说，魏军东归，掳掠沙门与之俱还。对于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多数史学家和佛教徒都认为是太武帝的一种政治手段，是为了对这些有过“前科”的不法之徒便于监督管理，只有个别学者如汤用彤先生有不同看法，他推理说：“按魏太武帝曾遣使求昙无谶。可见其徙沙门至平城，固不必全因僧人曾充军役也。”但是，前面已说过，太武帝“遣使求昙无谶”是神四年的事情，距此已达8年之久，无论说是事过境迁，还是情随境迁，此一时，彼一时，再结合太武帝此前后对佛教徒的态度及对道教的态度来看，汤先生的那种本身也不十分肯定的说法确实难以成立。《续高僧传》说：“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门为贼。”可见，佛教徒自己是心理有数的。
随着寇谦之和道教地位的提高，太武帝对道教的亲近和信奉以至加入，同时也伴随着佛教徒不法行为屡屡出现，太武帝对佛教的态度日益严厉起来。后来，直至予以限制和约束。《魏书·世祖纪》记载：“太平真君五年春正月戊申，太武帝下诏，其文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便是一次灭佛行动，见栾贵川《北魏太武灭佛研究二题》及向燕南《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考辨》。另外，撰写《
中国思想通史》的某些作者也认为太武帝在位期间共有两次“毁佛”。实际上，更客观更准确的说法似乎应当是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这是对佛教在寺院以外活动的严格限制。”因为诏书特别声明是禁止“私养”，不允许“在家”，而并未涉及关于寺院中僧人处理。当然，说成广义的“灭佛”亦无不可。
另外，《魏书·释老志》在太平七年诛灭长安寺僧人事件后，记载了一道与此诏大同小异的诏书。其文曰：“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其实，这很可能是史官的失误或者后来整理者的错简，因为这两份诏书实者是一份。据汤用彤先生考证，“《魏书·释老志》载此诏于真君七年误”“《释老志》载禁养沙门诏于真君七年坑沙门诏后其误显然。”当然，也很难排除新下诏书吸收先前诏书词句和意思的可能。至于有的学者还指出太平真君七年正月没有戊申日这一点，其实，《释老志》中也并没有说这一诏书是“正月戊申日”下达的，明确记载日期的是《世祖记》。
同年九月，又发生了杀凉州高僧释玄高的事件。据《高僧传·释玄高传》载，玄高俗姓魏氏，本名灵育，冯翊万年人。后为凉州高僧，439年北凉灭后，玄高又前往平城传教，为太子拓跋晃之师。据说太子曾因崔、寇二人之谮而受到太武帝的疑忌，玄高作金光明斋七日恳忏，使太武帝夜梦其祖、父执剑威烈，前来斥责。梦觉后，帝不复猜疑太子，而令太子副理国政。崔浩、寇谦之又进言曰：“前梦玄高所为，宜诛之以除害”。太武帝闻言后“勃然大怒，即敕收高”，“时有凉州沙门释慧崇，是伪魏尚书韩万德之门师，德既次于高，亦被疑阻，至伪太平五年九月高与崇公俱被幽絷。”遂于是年九月十五日将二人杀掉。
太平真君六年(445)，诏京城内不得瘗沙门。
太平真君六年九月，关中地区爆发了卢水胡人盖吴领导的大起义。次年二月，太武帝亲率大军至长安讨伐盖吴。长安某寺僧人在寺中迎接皇帝及其侍从，有从官入其便室，发现内有弓矢矛盾等兵器，出来向太武帝奏闻。太武帝一听，勃然大怒，马上联想到了作乱的盖吴，定下结论道：“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当即命有司案诛灭一寺，并清点核查其所献财产，结果又发现了大量的酿酒器具，至于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的财物数量更是惊人，竟是“盖以万计”。此外，寺内还有为便于“与贵室女私行淫乱”，而设置的秘密窟室。这一系列的不法行为大大地激怒了太武帝，当时崔浩因随军参赞，正在身边，趁势劝说太武帝，建议他当机立断，铲除佛门祸根。于是，太武帝表态，“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可见，事态扩大，涉及整个长安。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
当时留守京城的执政者是身为监国的太子晃，此人素敬佛道，接到太武帝的诏书后并没有马上宣布执行，而是频频上表，陈述刑杀沙门的弊端，辩护道“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以为“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然而，太武帝决心已定，结果是“如是再三，不许。”于是，终于向全国下达诏书，其文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迄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此时的准确时间是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事实上，太武帝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世祖纪》中明确记载：太平真君七年“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这就是著名的“太武灭佛”的全部过程。
二、灭佛之直接契机及深层原因
不难看出，长安某寺僧人激怒太武帝只是灭佛的一根导火素，太武帝灭佛的真正原因有待于研究者的揭橥。笔者以为，太武帝灭佛的原因主要有三条。
一，佛教徒参与或说是介入了北魏统治者的政治斗争，对北魏政权或者准确地说是对太武帝的皇权构成了威胁。太武帝灭佛既是对敌对势力的打击，也是对敌方的泄愤。这种对政权的威胁实际又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太子拓跋晃与太武帝的文斗，二是凉州僧人参与守城和盖吴等人与北魏的武斗、明斗，三是乐平王拓跋丕及刘洁等人的暗斗。
所以说太子拓跋晃与太武帝的斗争是文斗，不过是说这场斗争相对来说似乎不见刀光剑影、炮火硝烟罢了。而且，对于这场斗争，史官魏收似乎是有意进行了弱化和掩盖，因而一部《魏书》如果粗粗读过，丝毫不会注意到太武帝与太子晃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关于皇太子晃的死亡，《魏书》的记载也相当“平静”，在太武帝传中只说戊辰，“皇太子薨。”在所附的太子晃的传中也只说“正平元年六月戊辰，薨于东宫，时年二十四。”当然，如果细心寻绎，字里行间还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在一些佛教经典的记载中，太武帝与太子晃父子间的斗争就明朗得多。如道宣《广弘明集》中有这样的记载，“至真君七年，遂一切荡除，坑僧破像，自以为得志也。为谗所黩，幽杀太子，恶疾殃身。”在玄高作法之后记载道：“帝乃出晃，以政归之。浩又重谮，帝信之，便幽死晃于禁中，”(《佛祖通载》曰：“时太子晃信佛颇笃，浩恐太子后来将不利于己，乃在帝前谮太子有异志而幽杀之。”这几处都说是“幽杀”。但是，由于佛教徒在这一事件中是受害者，所以他们对太武帝灭佛事件不免存有偏见，这类记载的可靠性并不高，比如，《辩惑篇》在“幽死晃于禁中”后尚有一句“缢高于郊南”。之后又说：“浩得志于朝廷也，列辟莫敢致言。便以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下诏“云云，似乎太子晃死在玄高之前，起码也是”太平真君七年三月灭佛之前，实际上，灭佛的诏书都是经太子晃之手下达的，而且《魏书》明确记载太子晃死于“正平元年六月戊辰”。可见这类佛家弟子们存有偏见，其记载并不完全可信，但太子晃与太武帝之间存在着争斗却是确凿无疑的。倒是《宋书》、《南齐书》等南朝史书中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更为清晰明朗些。《南齐书·魏虏传》：“晃后谋杀佛狸见杀。”《宋书》卷95《索虏传》：“焘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诸营，卤获甚众。焘归闻知，大加搜检。晃惧，谋杀焘，焘乃诈死，使其近习召晃迎丧，于道执之，及国，罩以铁笼，寻杀之。”太子被杀，身为太子师傅且又曾为太子做法的玄高自然也是在劫难逃。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太子晃其人值得深究，他与太武帝、与崔浩的关系十分复杂。本文限于篇幅，不作更多的探讨。
其二，僧人参与某些政敌与太武帝争夺政权的武装斗争，或者具有参与这种斗争的嫌疑。所谓参与的例子是太延五年(439)魏军攻打凉州，凉州城内僧侣参加城防。城陷后，太武帝收捕登城僧三千余人，欲尽杀之。虽经寇谦之奏谏免死，但仍被“虏掠散配徒役”。所谓具有参与嫌疑的例子就是长安僧人事件。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宋元嘉二十二年，445)九月，盖吴起义于杏城的天台。盖吴是卢水胡人，与北凉沮渠氏同为匈奴的一支而居于卢水者，因称卢水胡，后迁于杏城。当时民间传言，“灭魏者吴”，许多少数民族人民，因而争起响应，转瞬间“有众十余万”。不久，又称号天台王，设置百官，建立政权机构。这年十一月，迁居于河东的蜀人薛永宗亦于汾水旁起义，并和盖吴取得
联系，接受其任命为秦州刺史，大败魏将周鹿观。拓跋焘闻讯，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御驾亲征。太平真君七年(446)正月，拓跋焘赶至东雍州(山西临汾)，一举攻克薛永宗营垒。之后，进入关中，从渭南西向长安。于是，便发生了前面讲过的在长安佛寺中发现僧人藏有兵器、酿酒器等事件。不难理解，盖吴是北魏王朝和太武帝个人的最大的和最可恶的敌人。如果将僧人与盖吴牵扯在一起，则灭佛屠僧的行动势在必行。”太武帝拓跋焘这次毁佛的原因虽多，而镇压反抗者的政治原因，当为主要的因素和导火索。”正因如此，“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门为贼。”
其三，应当看到，诏书中所列举的事情并非捕风捉影、信口开河，而是事出有因，言出有据。细绎史书发现，在诏书下达的前一年(太平真君四年)，正值太武帝率师北伐柔然之际，尚书令刘洁伙同右丞张嵩、南康公狄邻和“挟藏谶记”的术士董道秀谋反。
来源：
刘宗勇-- 腾讯博客 
